吴为山：建设新时代的中华美学 - 爱游戏品牌资讯

美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追寻，亦是人类认知世界、传达生命、完善品格、联结彼此的关键方式。中华文明历经五千余年，在持续不断的创造演进中形成了独特的审美传统与美学精髓，催生了以儒道互补为基石、融合生命体悟、创作规律与价值追求的审美范畴与审美理想。新时代的社会变迁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土壤，同时技术浪潮也带来了新考验。立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与当代实践，坚持人民导向，依托中华美学精神，通过守正创新推动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，探索当代实践路径，借助公共美育提升全社会的审美素养，在文明互鉴中实现艺术层面的心灵沟通，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核心要义。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美学，既要坚守民族文化主体性，又要怀有全人类的共同情感。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既是新时代中国艺术的文化使命，也是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的审美智慧。

《神遇——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》。人民网记者 韦衍行摄

文化关乎国家根基与命运。文化由人创造，文化也塑造人。美作为文化中最具感性力量的表达方式，始终融入人的精神成长与文明发展进程。一个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审美趣味、艺术语言与价值理想，与其对天地万物的认知、对人及社会的理解、对自身历史的看法密不可分。因此，探讨一个时代的美学，不能仅关注艺术样式的更替、视觉形式的变迁或审美潮流的兴衰，而应探究这些现象背后的精神结构：这个时代的人如何认识世界，如何理解自身，向往怎样的生活，并以何种方式将其理想、情感与信念转化为可感、可见、可传的“美”。

时代与美：时代创造美，美也塑造时代

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，其重要原因在于中华文化始终具有强大的生命创造力。中国先民仰观天象、俯察地理，在与自然互动、社会关联、历史衔接中创造了灿烂文明，也构建了独特的审美世界。从彩陶纹饰、青铜器的雄浑，到秦汉雕塑的磅礴气势；从魏晋风度、盛唐气象，到宋元山水的澄明心境；从书法讲究的气韵生动，到诗、书、画、印相融的文人审美传统，中国艺术不断以自己的方式回答“何为美”“何为人”“人与天地万物如何相处”等根本问题。今天重新审视这些艺术创造，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留下的形式样态与物质遗产，更能感受到一个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精神品格与审美智慧。

新时代为中华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条件。中国式现代化正深刻改变中国社会的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与文化结构，新技术、新媒介、新空间、新社会关系不断进入人的日常经验，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前所未有地广泛深入。这样的时代必然提出新的审美命题。我们的艺术如何表现这个伟大而丰富多样的时代？如何使源远流长的中华美学精神从历史传统转化为当代创造？如何使人民群众不仅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，也成为美的创造者、享有者与评价者？又如何使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艺术进入世界，在不同文明之间形成真实而深刻的情感共鸣？这些问题彼此关联，共同构成“时代的美学”。

本文语境下，“时代的美学”并非单纯的流行审美趣味，而是立足中华美学根脉、植根当代人民实践，兼具民族主体性与人类共同情怀的当代美学形态。事实上，时代与美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创造的关系。时代为艺术提供生活、情感与精神的源泉，艺术则将一个时代难以言说的经验凝结为形象，并由此参与时代精神的塑造。我们今天能够感受到汉唐的雄浑、宋元的清雅，并不只是因为历史文字告诉了我们什么，也因为那个时代的绘画、雕塑、书法、建筑、器物留存了独属于彼时的精神气象。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，常常超越创作个体与具体事件，成为一个时代精神世界的形象见证。由此而言，新时代的艺术创造既要记录时代，也应当超越简单的记录，在真实生活中发掘具有恒久价值的精神内核，在具体的人物与事件中呈现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，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塑造能够进入历史的时代形象。

中华美学精神：观照生命、世界与人的整体观

中华美学的独特性，首先表现为一种整体性的世界观。中国传统思想很少将人看作孤立于天地之外的存在，而是在天地万物的运行中理解生命，在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中寻找意义。《周易》讲“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”（《周易·贲卦》），庄子言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（《庄子·知北游》），这种对天地、人文和生命的整体观照，深刻影响中国艺术的生成。中国艺术中的自然，不仅是被观看、被描绘的客观对象，而是与人的情感相互感发，与人的精神相互映照，由自然之象通向生命之意，由有限形态而进入无限之境。

在长期的文化浸润与艺术实践中，中华美学精神可凝练为八个方面：儒道互补、澄怀味象、仰观俯察、妙悟自然、虚实相生、境生象外、气韵生动、高明中和。八个方面相互融通，例如，虚实相生既是创作手法，亦是通向境生象外的重要路径。它们是从中国艺术丰厚的实践传统中提炼出来的深层思维方式，可进一步划分为四个层面：文化根基、生命观照方式、创作法则、价值理想。具体而言，文化根基即儒道互补；生命观照方式包含澄怀味象、仰观俯察、妙悟自然；创作法则包含虚实相生、境生象外、气韵生动；价值理想则是高明中和。

文化根基。作为整个中华美学的思想底色，“儒道互补”以入世担当、礼乐教化的价值关怀为精神主干，以自然无为、虚静观照的生命智慧为内在补充。二者并非简单并列，而是在中国艺术实践中彼此渗透、相互调节，形成既重人文又重自然、既重法度又重自由的美学格局。儒家赋予中国艺术以伦理深度和现实关怀，道家则为其打开精神超越与形式自由的空间。儒道互补，不仅塑造了中国艺术的基本面貌，更使中华美学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呈现独特的精神品格与解释力。

生命观照方式。所谓“澄怀味象”，意在表明中国艺术强调的并非被动观看，艺术家面对自然和现实，需要涤荡心境，以澄明的精神体察万物。宗白华在《美学散步》中指出：“艺术心灵的诞生，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，即美学上所谓‘静照’。”在持续观察、感受与思索之中，把外在的“象”内化于生命，经由主体精神，再造艺术之象。中国山水画中的“游观”正是此种观照方式的生动体现。画家仰观俯察、远望近观，将不同时间、不同空间中的经验熔铸为完整的精神空间。如画中之山水，虽有自然的依据，却不是对实景的机械截取；其既是眼中之山水，更是艺术家心中的山水。这种植根生命体验的感知路径，赋予中国艺术极大的精神自由。

创作法则。“气韵生动”集中彰显中华美学的生命意识。形体可以静止，气却周流运行；笔墨可以凝固，韵却绵延流动。中国人品鉴艺术，往往不以物象复刻的逼真作为首要标尺，而要看作品是否贯通生生不息的“气”，是否拥有贯通整体的生命力量。对“气”的追求，让绘画、书法、雕塑乃至园林艺术，格外看重虚实、开合、呼吸与节奏，给静态的物象灌注生命，让生命借形式流转。这一审美传统，与中华哲学对天地生生不息的理解一脉相承。

雕塑创作，正是唤醒这种生命意识的实践过程。其依托坚实的物质材料，却不被材料的重量所束缚。泥、木、石、铜各有物性，艺术家既要主动塑造，更要尊重材料本身的禀赋。中国古代优秀雕塑，往往在物性与人为创造之间达成精妙平衡。霍去病墓石刻依石造型，因势成像，寥寥雕凿，伏虎、跃马便雄健勃发。人工意趣没有消灭天然形态，天然材质在创造之中获得新生。这种“天人合一”的艺术智慧，正是“气韵生动”美学理想在古代雕塑实践中的生动体现，呈现高度成熟的造型观念：艺术诞生于物我相遇，在人与材料的对话中生成全新的生命形式。

价值理想。中华美学始终将审美同人的精神修养紧密相连。孔子提出，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。在中国传统认知中，“美”并非孤立的感官愉悦，而是与人格养成、社会和谐、精神境界彼此贯通。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（《论语·雍也篇》），既指向形式与内容的统一，也表征中和达成的更高层次的和谐。这一审美理想，深刻塑造中国人看待艺术、人生乃至社会秩序的方式，赋予中华美学深厚的人文精神与伦理向度。

其余几个命题同样构成这套思想体系的有机部分：“妙悟自然”是审美接受与感悟的重要路径；“虚实相生”是贯穿创作的重要手法；“境生象外”指向审美境界的生成。它们共同交织，构成完整的精神脉络。

今天重新认识中华美学，不能满足于从古籍中寻章摘句，或者简单将传统图案、器物符号贴附于当代作品之上。真正的传承，是读懂传统生成的内在逻辑，理解古人观看世界、表达生命的方式，把深层文化精神转化为当代的创造能力。唯有如此，中华美学才能真正从历史文化遗产转变为文化资源，从过往记忆转化为现实创造的精神力量，实现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

守正创新：在时代变革中推进艺术创造与精神提升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。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，在于其突出的连续性与创新性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连续不是停滞、更不是僵化，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。”中国艺术史中真正伟大的创造，往往建立在深厚传统之上，同时能突破既有程式，开辟新的境界。王羲之、顾恺之、范宽、苏轼、朱耷、石涛、齐白石、黄宾虹，每一位后来成为“传统”的人，在自己的时代都曾是创造者。传统并非静止于过去，而本身就是历代中国人在不断创造中形成的生命长河。今天之所以要强调“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”，其根本也在这里：把传统中最有生命力的精神重新激活，使其进入现代人的审美语境和表达语言。

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确立艺术主体性。近现代以来，中国美术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经历了深刻变化。西方写实造型体系的引入，对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和造型训练产生重要影响。透视、解剖、光影等方法极大丰富了中国艺术家的表现能力。中国几代艺术家在学习世界优秀艺术成果的同时，始终面对一个根本问题：当现代中国艺术掌握了来自西方的造型方法以后，如何建立自身的主体性？中国人的艺术认识方式、造型观，中国艺术关于形神、虚实、意象、气韵的传统，怎样在现代语境中重新获得创造力？如果不回答这些问题，我们掌握的技术越成熟，反而越可能陷入以他者标准衡量自己的困境。

近年来关于“中国式素描”的讨论，正源于这样的思考。素描作为现代中国美术教育中的基础方法，有其历史贡献，但应当追问：造型是否只能以一种既定的透视和明暗体系来理解？中国书法、白描、壁画以及传统绘画中那些高度凝练的线性造型，那些在“似与不似之间”形成的艺术形象，是否同样构成中国人的造型经验？重新审视中国式素描，不是否定西方素描教学的历史价值，而是挖掘中国传统线性造型与写意观察方式，拓展造型训练的文化维度，构建兼具造型能力与本土审美意识的造型路径，在不同文明的造型智慧之间建立真正平等的对话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艺术自己的方法和评价尺度。

“写意雕塑论”的提出与实践，也经历了类似的思考过程。雕塑作为一种空间艺术，近现代以来受到西方写实雕塑体系的深刻影响。中国现代雕塑家由此获得严格的造型训练，并创造出大量优秀作品。然而，中国雕塑如果要形成真正具有自身文化品格的现代体系，就必须深入中华美学内部，重新理解中国人的形神观、生命观和造型观。真正的写意，应建立在对对象长期、深入、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，是在“得其形”以后进一步“写其神”，在具体形象中提炼最能够揭示人物精神本质的形式语言。

这一追求，与中国艺术“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”的创造智慧一脉相承，齐白石此语揭示了写意精神的要旨——“似”意味着尊重客观、理解对象，“不似”则意味着艺术不能止于复制。对于人物雕塑而言，一张照片能够精确记录人的五官比例，却无法替代艺术对生命精神的揭示。艺术家只有进入人物的人生，融入他所处的时代，理解其思想和情感，才有可能使“神”从泥土中生长出来。

由此来看，写意既是一种艺术语言，也是一种文化观和方法论。其不是对古代写意传统的简单复制，而是中华美学精神进入当代雕塑的一种转化方式。写意所追求的形神互通、虚实相生、气脉贯通，与中华文明关于生命和世界的整体理解相连，使中国艺术能够吸收现代造型、现代材料和世界艺术的优秀成果，同时保持中国艺术的精神内核。这种立足自身文化根基又开放吸纳的姿态，正是文化主体性的生动体现。一个真正开放的文明，从来不畏惧交流。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至今，正是因为它始终在吸收、消化、转化外来文化，并将新的营养融入自身生命。文化主体性与开放包容并不矛盾，恰恰只有主体真正建立起来，交流才不会沦为模仿，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。

在新技术语境下坚守艺术的精神内核。时代的创新，既包含对传统艺术语言的继承性创新，也包含对新技术引发的艺术变革的回应。今天，中国艺术的发展条件已发生巨大变化。艺术院校、博物馆、美术馆、公共文化空间不断拓展，艺术创作和展示的规模显著扩大，互联网和数字媒介使艺术作品能够在极短时间内触达海量观众。与此同时，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深度介入文化生产，改变着艺术创作、传播和接受的方式。技术条件无疑拓展了艺术的可能，但也促使我们重新审思一个根本问题：当技术手段日益丰富，艺术的本质与精神内核应当如何坚守？

对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，一个基本判断是：技术首先是工具。从新材料、新的复制方法到摄影、电影、数字媒介，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改变艺术语言，艺术史本身就是不断吸收技术的历史。今天的艺术家应当利用新的科技成果，探索新的表现方式；同时应审思，技术发展如何改变人的生活方式、价值观念和精神面貌，并以艺术表现这种变化。无论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，艺术最核心的问题依然没有改变：我们为什么创造？我们希望表达怎样的生命经验？作品中是否包含人的思想、情感、信仰和温度？如果失去这些，技术越先进，作品或许越精致，却未必趋近艺术的本质。

在从“高原”迈向“高峰”中提升艺术的精神高度。技术可以制造新奇的视觉效果，传播能带来瞬时的巨大关注，但一个时代作品众多，并不意味着自然拥有艺术“高峰”。艺术最终能否进入历史，取决于作品内在的思想深度、精神高度和艺术创造性。今天，视觉信息极其丰富，人的注意力却愈发分散；作品易被快速观看，也易被转瞬遗忘。越是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艺术越需要经得起时间检验。真正的艺术不排斥传播，也不拒绝新技术，但须超越瞬时消费的逻辑，以人的真实经验和深刻思考确立自身价值。

艺术之高度，终取决于人。中国传统艺术历来重视“人”与“艺”的统一，强调艺术创造与人的学养、胸襟、人格之间的关系。我们今天当然不能简单复制古代关于艺术家的评价方式，但其中所包含的道理仍值得重视。一个艺术家的视野有多宽，精神世界有多深，对历史和现实理解有多透彻，最终都会通过作品呈现出来。技巧能够训练，风格可以学习，而深刻的创造往往来自艺术家长期的生命积累。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，在今天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修炼：进入经典，才能认清自己从哪里来；进入社会，才能知道时代正在发生什么；进入世界，才能认识自身文化的独特性；进入人的心灵，艺术才能真正获得感动人的力量。

“从高原到高峰”，本质上是一个精神命题。因为艺术高峰既不是数量堆积的产物，也无法依靠外部评价机制直接造就。它需要全社会形成尊重创造、尊重学术、尊重艺术规律的文化生态。艺术家越是面对信息快速更新的时代，越要警惕用流量代替价值、用市场价格代替艺术判断、用短期话题代替历史评价。艺术可以拥有市场，可以借传播之力，也可以拥抱新媒介，但根基终究还是作品本身。历史会不断淘洗当下的热闹，最后留下来的，是那些真正触及人的精神、创造出独特形式，并对一个时代做出深刻表达的作品。

以美立心：人民是艺术永葆活力的源泉

艺术最终面对人、抵达人。传统的活化、技术的运用、艺术精神的建构，都不能脱离现实的人。文化建设着眼于人、落脚于人，美术创作也只有进入人的真实生活，才可能获得持久生命。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，绝不是口号，而是艺术获得生命的内在要求。哪里有人民，哪里就是创作的中心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：“为什么人的问题，是一个根本的问题，原则的问题。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“社会主义文艺，从本质上讲，就是人民的文艺”，强调“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，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，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”。人民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，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：是生活中的父母儿女，是田野里的劳动者、工厂里的建设者，是教师、医生、科学家，是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无数普通人。他们的生活、情感、梦想和奋斗，共同构成这个时代最辽阔、最真实的精神世界。艺术家如果远离这样的生活，即使技巧再娴熟，作品也会失去温度。

时代精神，往往首先在普通人的生命中得以呈现。一个人的眼神、一双劳动的手、一种挺立的姿态，都可能包含比宏大概念更有感染力的时代内容。艺术家的责任，正是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，从具体生命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光辉。我们常说艺术要表现时代，这种表现不能只是给作品加上时代事件的标签，而应真正感受到时代如何作用于人、塑造人，又如何被人的劳动和创造所推动。只有当时代进入人的生命，艺术才会获得可信的形象；只有当艺术家真正被生活感动，其作品才可能进一步感动别人。

近现代中国美术的发展已经反复证明：从延安时期的木刻，到新中国成立后表现生产建设的绘画、雕塑，从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拓展的现实主义创作，到新时代涌现的大量现实题材作品，中国美术始终在人民生活中获得最坚实的力量。艺术史最终记住的，往往不是抽象概念的化身，而是具有真实生命感的人。在他们身上，时代的苦难、信念、希望和创造，凝聚为可以跨越时间的形象。这种来自人民生活的真实，不仅是艺术感染力生成的根基，也是价值表达实现有效传递的前提。主流价值的艺术表达，同样需要建立在这一真实基础之上